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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聲音

            講好中國政黨故事:比較視域下中國特色政黨話語建構

            發布時間:2021-02-28 【字體: 視力保護色:

            講好中國政黨故事:比較視域下中國特色政黨話語建構

            (作者:陳家喜,深圳改革開放干部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一、現代化發展需要建構中國政黨話語體系

                   1、構建標識性的政黨話語是理論自信自覺的體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破除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就必須“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長期以來,西方學界對于中國政黨制度的討論,往往放在地區研究或者國別研究的框架下,形成了固化的理論框架,作為既有理論的試驗品。在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理論自信與理論自覺被提到了戰略性的日程。

                   這一任務的形成不僅是中國問題自身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決定西方理論解釋力的局限性,還在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實力所要求相應的思想、學術與文化領域的話語權。如何突破被西方理論所框定的話語體系,建構扎根中國國情、講述中國政黨故事的標識性話語體系,是展示中國理論自信的重要內容。

                   2、中國政黨話語建構面臨著特殊的難題。

                   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既要治理著9千多萬黨員的大黨,又要治理13億人口的大國,同時還要在國際競爭格局中保持相對優勢,其所面臨的風險、挑戰和壓力甚為艱巨,迫切需要哲學社會科學更好發揮作用。然而,與其他學科話語建構相比,中國政黨話語建構與創新的難度尤甚。

                   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執政過程中形成獨特的組織形態、制度傳統與執政模式,與西方競爭性政黨體制差異鮮明,難以直接搬用既有的西方政黨理論特別是意識形態色彩鮮明的政黨理論加以闡釋。

                   另一方面,對于中國政黨制度的研究,既需要基于理論宣傳層面的政策闡釋,也需要偏向探究因果規律的學理分析。目前大多數關于中國政黨制度的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在政策詮釋和論證層面,以及在政策闡釋基礎上的附帶性學理分析。

                  3、建構中國政黨話語需要兼顧中國情境與比較視野。

                   中國政黨制度具有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比如特殊的生成土壤、制度傳統、政黨規模、執政機制與環境挑戰。這些特殊性決定了搬用任何一套現成的西方政黨話語體系,都可能形成削足適履、淮橘為枳的尷尬境地。有關中國情境下政黨制度話語體系的建構,也是執政黨強調理論自信的重要緣由。

                   在比較政黨的理論范式下,重新審視中國政黨制度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礎上修正現有的話語體系,搭建國內外學術交流的話語平臺,是提升中國共產黨理論自信和理論自覺的重要渠道。

            二、建構中國特色政黨話語的中國情境

                   立足于中國特定的國情以及政黨制度的成長過程,中國政黨制度也具有自身的特殊元素,并集中體現在制度傳統、政黨規模、執政機制和執政環境等方面。

                  1、制度傳統。

                  與許多優勢型政黨相類似,中國共產黨早于并參與了國家的締造過程,并在建國治國、整黨治黨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制度體系,包括組織制度、干部制度、監督制度、宣傳制度等。這些制度既有在革命時期的歷史印記、蘇共的經驗借鑒,以及現實情境下的制度重塑。

                  此外,在長期的革命和執政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不僅積淀了一整套顯性的制度體系,也形成了一系列隱性的政治規矩。這些政治規矩不僅體現在黨內法規和制度的具體條款當中,也有機地融入到黨的優良傳統、工作作風和工作慣例之中。

                  2、政黨規模。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擁有超過9千萬黨員、460萬基層組織的龐大政黨,不論組織規模還是黨員數量都在世界政黨當中屈指可數。改革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僅黨員數量顯著增長,其社會成分也發生顯著變化。

                  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由多元社會階層構成的政黨,工人和農民在黨員中的比例已經降至35%以下。相對于世界上其他國家政黨而言,中國共產黨龐大的政黨規模和復雜的成員構成,不僅對政黨組織管理提出了更高挑戰,也對政黨屬性定位提出了更多要求。

                  3、執政機制。

            中國共產黨對國家政權和社會經濟生活的領導,有賴于一系列具體的執政機制,包括政治決策機制(民主集中制)、精英錄用機制(黨管干部)、利益綜合機制(群眾路線)、價值引導機制(宣傳思想)、社會聯系機制(基層組織)、黨政協調機制(黨政聯席會議)等。

                  4、執政環境。

                  在一黨長期執政和國際制度競爭的格局中,黨面臨著不斷變動的執政環境。比較政黨研究顯示,一黨執政的風險主要集中在對于自身執政風險的感知下降,黨員干部容易產生官僚化趨向,與人民群眾日漸疏離。

                  此外,“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面對全民上網、集體在線的網絡社會的興起,如何在互聯網時代重構主流話語的傳播渠道,提升政治傳播影響力,也是黨面臨的重要執政環境。

            三、在比較中建構中國特色的政黨話語體系

                   中國共產黨在建黨100年、執政72年的長期政治實踐當中,不斷加強自身建設,不斷鞏固執政基礎提升執政能力?;谶@一長期政治實踐而進行的話語提煉和理論建構,不僅是闡釋中國共產黨領導歷程和執政績效的重要步驟,也是推進比較政黨政治研究的重要突破。

                   1、政黨體制與新型政黨制度。

                   以存在政黨的數量將世界各國的政黨制度分為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是傳統意義上政黨體制分類方法。新型政黨制度是對于西方政黨體制理論的超越,特別是單純以執政黨數量來確定政黨類型的做法。新型政黨制度明確表明中國政黨制度不會套用西方政黨體制的分類方式,也不會走西方政黨政治之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與參政的八個民主黨派進行議政協商對話,形成中國特色的政黨合作格局。

                   這一格局既突破了獲得選票多少、是否組織內閣政府來確定政黨體制的西方模式,也是對中國政黨制度的全新闡釋和理論表達。

                   2、國家中心主義與政黨中心主義。

                   國家中心主義反思了行為主義政治學去國家化所造成的國家真空以及政治體系的概念誤用,強調“找回國家”及讓國家權力重新回歸的必要性。政黨中心主義的提出在方法論上與國家中心論有相似之處。亨廷頓強烈主張強大政黨對于維護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體系穩定性的至關重要性,許多比較政治學者也強調一黨體制對于保持體制穩定性和持續性的積極價值。

                   中國情境下的政黨中心主義,是國家中心主義理論在中國情境下的擴展和修正。中國共產黨不僅是與國家權力高度融合的執政黨,而且也是與社會緊密結合的領導黨,同時還是具有鮮明宗旨意識的使命黨。

                   3、政黨制度化與制度治黨論。

                   政黨制度化引入新制度主義的制度概念用以政黨政治研究,超越了單純的文本規范、組織制度與結構框架,進而關注到價值與態度、制度與環境的互動,制度主體與制度變遷等問題。制度治黨論是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化。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嚴必有法度。

                   中國情境下的政黨制度化,需要重點關注兩個層面:一是在制度規范化層面要更關注組織常態運行;二是在價值態度層面確立遵從制度和敬畏制度的政黨文化。

                   4、政黨適應性與執政風險論。

                   比較政治學者列維斯基等人指出,政黨適應性是指一個政黨根據外部環境特別是選舉環境和經濟環境的變化進行組織與策略的調整,以獲得更多的物質資源和政治支持的過程,進而達成“首要目標”的能力。

                   作為一個普適性的概念,政黨適應性概括了任何政黨都不能固步自封、刻舟求劍,必須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而進行自我革新的現象。執政風險論是主動式的政黨適應性。

                   從比較意義上看,一黨長期執政體制下的執政黨,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自我調適能力。從中國情境來看,中國共產黨的適應性體現為主動創造環境和被動適應環境的雙重任務,適應于自身推動的社會政治變革。

                   伴隨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建構也被提上日程。從中央提出的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到強調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國特色,無不包含著對于中國問題研究話語體系建構的要求。

                   中國特色政黨話語創新需要平衡好學科要求與中國情境的關系。中國政黨制度的話語創新要能夠做到以學術供給服務于知識生產和政黨需求,既要基于知識生產的立場形成符合學科規范的學術概念,能夠用于學術共同體的討論和使用;又要基于中國政黨政治的特殊性,從中國情境出發構建具有普遍解釋力的話語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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